朋友的两个爱尔兰小孩来马来西亚度假。我陪他们打篮球。走到球场时，恰好有几个小孩在那里玩。虽然都是华人，我发现他们比本地的同龄小孩高了一截。加上他们白皙的肌肤和一口令人发？的华语，他们看起来十足是个老外。经过简短的介绍后，大家就开始球赛。

比赛进行得很顺利，高个子投篮容易，矮个子身手敏捷，双方算是有攻有守，势均力敌。不久我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咦，他酱子不是double吗？另一个本地小孩应声：可能外国的打法就是酱的啦。我循声看过去，嗯，果然是犯规，可是那班小孩并没有作声。

球赛散后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连这么明显的犯规都没有举出来呢？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还是要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游客面子？刚才那个小孩的回应，让我觉得是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外国人”所做的应该是对的。如果我的猜想属实的话，这真是件不幸的事。

这种文化自卑的现象很常见，它不只是崇洋那么简单，而是认为外国文化比自身文化优越的盲目崇拜。有的人看到对方是外国人，马上就矮了半截，不敢和别人争辩；或者是认为：外国人这么说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外国的研究报告比较可靠；有的人只相信用英文、满口术语的医生；专家一讲高深的英语或使用一些奇怪的术语他们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他们是一流的。同样的内容用浅显的华语讲他们就瞧不起讲师了。甚至是一些企业专程请外国的CEO来充场面，这些都是文化自卑。

振兴文化

世界那么大，很多领域的规矩都是“外国人”制定的，我们站在全球化的平台，心理上还会战战兢兢，怕自己的不够外国的好，怕被别人讥笑为孤陋寡闻。这种焦虑是好的，至少会提升我们赶上国际水准。但有时我会想，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有制定规格的“话事权”呢？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让自己的文化变成强势文化呢？

要成为强国的第一步当然是得自强，不过要让自己的文化变成强势文化却简单的多了。不用大洒金钱在外国电视上打广告，不用劳民伤财地办文化节，不用培养十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关键其实在：娱乐。用娱乐输出文化是最有效的方法。当一个国家的娱乐事业发达，其他国家就会竞相购买它的娱乐。看看美国，如今美国文化已经深入民间，快餐店林立，甚至变成了西方文化的代名词。

记忆移植的冲击—— 阅《功夫》有感


我第一个想起的是黄骏死后的去向。据我对佛教轮回的理解，一个人的轮回取决于他累世的念头和行为。他的所作所为、记忆影像（“法尘”）会收藏在他的阿赖耶识，在人死后引导中阴身的去向。关伯伯至死都执信自己是黄骏，为了正义战死，他是否因此而能投身天人道？

“功夫”这个故事将催眠提升到记忆移植的层次，打开了思想改造的无限可能性，也触发了改造阿赖耶识进而改变命运的问题。所谓因缘果报，“因”常被喻为八识田的种子，如果可以改造记忆，自然就能达到改造命运的目的。将不好的种子悉数剔除，就没有了恶的业报。


有人可能坚持认为故事中Hydra 只能移植一个离奇的记忆和武功的锻炼，但关先生坚信的浩然正气是他自己性格使然，这是无法移植的部分，也是人性的可贵之处。但事实上，读过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人脑和性格的息息相关。大脑受创后性情大变的例子很多， Phineas Gage 1848 是历史上首宗引起心理学家兴趣的个案。比较起来，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反而容易得多了。

如果记忆可以改造，性格可以塑造，这将对人性道德造成何等的冲击。宗教理论面临破产，那只是其次的问题。

Say no to racism


世界杯开踢。我也到麻麻档看球，凑凑热闹。那晚的赛事是巴西对垒加纳。比赛开始之前，所有球员都会绕场，然后例行的展开“向种族主义说不”的横幅。种族主义？世界杯不是更应该防范过于炽热的爱国主义吗？

比赛开始。我观察看球的人群，有的人全程关注，目不转睛；但有些人只是射门的时刻紧张，其他时候他们眼皮都不抬一下。后者我想应该是赌徒，他们关心自己的荷包多于球员的球技。有的人看球的时候不说话，但谈话的人讨论的内容都离不开足球。不过有一桌的交谈却吸引了我。他们在谈种族主义。不是大马的，而是发生在国外的种族主义，黑人与白人的问题。

有人说过：种族主义的笑话最好笑。因为我们对其他民族总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抓住这些特征或缺点就能够引起共鸣。想必这句话果然不错，因为那桌的人不时会哄然大笑。

赛事进行着，我开始听到有人骂类似“死黑人”的字眼。还有一些巴西的拥趸则看不起非洲队伍。我猜想那位仁兄应该从没见过一位黑人。有时我们会不喜欢某些种族，但连如果素未谋面的黑人都可以歧视，种族主义真是无远弗届。

我开始理解那横幅的用意。

根据《读者文摘》的调查，吉隆坡被选为倒数第三最有礼貌的城市。
我们的部长在急于反驳之前，到底到过多少个榜内的都市？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微服私访，还是左右护驾？一个城市的服务态度，体现在一般的大街小巷、普通店铺、餐饮地点，还有公共交通系统。像我国的轻快铁，除了尊贵的黄部长常搭之外，还有那个部长是常客呢？如果他们从不在街头行走，他们如何能评价我国的礼貌程度呢？


当我们说一个人很有礼貌时，通常是指他礼敬长辈。我总觉得儒家的“礼”是一种由上至下的礼仪，只是一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尤其旨在巩固当权者政权的手段；而不是平等基础的“礼貌”，对其他人表达谢意。难道礼貌真的也不是我们的文化吗？

从抵达Salzburg下车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很不爽。司机的态度令我实在有气，加上天气酷热，在我还未踏进宿舍时又有一只该死的小虫飞进我的眼睛然后死在里面，还有刻意拖延时间的柜台小姐，我整张脸都变黑了。放了行李后我们便出门去网咖，炎热的天气使我又烦躁起来。随行的还有刚认识的澳洲朋友Adam，刚才和他说话时我还很理智，但现在我很火大，谁在这个时候惹我我一定会狠狠地痛殴他一顿。我已被怒火冲昏了头，我甚至自信学了半年的永春武术至少可把那不顺眼的家伙打倒在地上。

进了网咖开始传送我的照片。在等待的当儿网咖外面有只狗在吠人。我在想如果我早5分钟遇上那只狗我一定把它打得稀巴烂，不成狗形。网咖里面又有两个王八在大声通话。我一脸阴沉的死盯着电脑荧幕，心里在想几时要站起来给你们一记拳头。打就打啊，谁怕谁？接着我便把照片传入我的行动硬碟。有了上次失败的经历，我只是冷冷地看着电脑，看看今天可以多倒霉。

出乎意料的，一向来给我麻烦的行动硬碟竟然顺利完成任务。我十分惊喜，之前的不愉快马上一扫而空。然后我高兴地问宏达，他还没有传送完。我脱机后还轻松的和Adam的女友对话。过后我把行动硬碟借给宏达传送，但却遭到和我上次一样的情况。他试了三次后还是失败。我建议他换另一架电脑试试，他的语气非常不耐烦。花了一个小时传送却徒劳无功，网咖的收费则继续攀高，我感觉到另一座火山就快要爆发了。我很明白那种火滚的滋味，因为半个小时前的我就是这样的。

折腾了两个小时我们才离开网咖。和亚当道别后我们走到城市，这时大家的怨气都消失了。我回想一下，惊讶自己的情绪变化可以那么大，也庆幸刚才没有出手打人，不然现在的我应该会在警察局里。想到自己一生气就只想到要打人泄愤，自觉真是修行不到家。平时读的什么忍辱、嗔恚毒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告诫自己要成熟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小时候生气我会想“如何发作”（才有惊天动地的效果），现在我应该学习“如何不发作”。

说了不发作，两天后在Salzburg的古堡前我又看售票员不顺眼了。这次我赖天气。热天气真的会使人心浮气躁，所以外国的司机总是彬彬有礼，马来西亚就有那么多路霸。在古堡里找那个要命的指示牌使我忍不住又要咆哮了。参观完毕后，夜幕降临天气转凉我已平静下来了。

因为这两次的发火经验，加上那些恼人的小虫，我对salzburg的印象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我们抵达此城市时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没钱旅游当然无法玩得尽兴。如果有人问起我对这个《音乐之声》故乡的看法，我的评价自然不会太好。


后记
在等巴士回家的途中在报纸上读到“travel trauma”旅行压力
Two in five holidaymakers think going on trips is more stressful than a visit to the dentist or seeing the in-laws. On average, they waste almost 31 hours of their breaks away trying to get over the strain of crowded airport, family arguments and lost luggage, a survey from American Express Platinum found. They said that travel trauma is the aspect of a holiday most likely to send their stress level soaring.
Herald AM, 21 June

最近一直想起一些老掉牙的问题。

两个人旅行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思考和人相处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和旅伴不是很契合，我们关注的事情都不太一样。这又回到兴趣和性格的老问题：找一个伴侣/拍档，应该选择“兴趣相异，性格相同”还是“兴趣相投，性格互补”？

我想起我第一次到英国旅行时，还曾夸言：一个人旅人有什么好怕的？以前我都是独来独往的到处游走，一个人的孤寂算不了什么。

但在奥地利这几天经历了几起（很多次）赶火车事件，我开始庆幸我不是一个人。很多时候我的观察及判断都不一定正确，多亏了宏达的指点及提醒，我才免去了许多冤枉路。一个人独自面对问题时会有种无力感，两个人一起想办法就强多了。两个人心理上可以依赖对方，就算做错了决定也有人陪着一起死，就不会那么大压力。

更重要的，两个人旅行可以分享一切。
“分享的快乐会乘2，分担的忧愁会成 ½”
当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可以尝试多一份味道；
当我站在美景前，我不用烦恼如何将自己摄入镜头；
当我快跑不动时，你的脚步声让我继续撑下去；
当我做一些疯狂的事时，难得有个人可以调侃我或见证我；
当我们撩弄动物时， 还有个人在旁边抓相机…

所以当台湾的俊荣劝说不好一个人旅行时我是衷心的附和的。“看到什么有趣的事物也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好可爱的苹果啊！’”，他很传神的把独自旅行的苦况表达出来。

我光是想像这画面都觉得很惨。
一个人旅行？别傻了。

在火车上时我又想，两个人旅行的确很好，那三个人呢？然后我想起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心中雪亮。哈，原来古人很早就知道“两个刚刚好”，我还须要想些什么呢？

人人都会赌博，华人尤其爱赌，这点台湾的诗伟也有同感。我们什么都能赌，火车会在哪个站停下也要赌。赌博，仿若是与生俱来的，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时作个抉择，看看是否能够扳回一局。如果要套用“自私的基因”的论调，我会说生物在面对自然界的不确定性及他人的欺诈，很多时候要懂得如何判断何时该进攻/逃逸，何时该坚持/弃守资源。能够迅速地做出判断变成一个重要的品质，赌博的基因也因此而流传下来了。当然这只是个故事。


买了折扣票后，我不断安慰自己说：至少我是花钱买安心，不用提心吊胆地搭火车，心理上则继续期待赌局开盘的结果，想知道我是否做了对的决定。结果第一场最大的赌局：从维也纳到林茨，我输了。检票员没有检查我们两人的折扣卡。虽然我没有参与赌局，但开盘的那一刻我还是像输了般泄气。我不是心痛钱，只是有一种赌输了的感慨。真背！

更糟的事情还等着我：随后的三趟火车都没有人检查！连一个检票员都没有！我真是一败涂地。我已经没有话好说了。现在讲早知道之类的话也是无济于事。我累垮在座位上，已经不想理会赌博的事了…

不知是不是受到“自私的基因”那本书的影响，我开始计算成本效益cost benefit.

在火车上被检票员发现之后，我花了整个车程的时间在计算买学生折扣卡的支付和收益。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要用怎样的模式，换了几种方法后，我终于把所有收支列出来，并算出买或不买的差异。当所有数字只是乱糟糟的，买或不买只是个选择问题；一旦所有的可能收益都列出来后，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但现在买或不买的问题变成了赌博问题。如果我运气够好的话，下几趟火车都没有被抓到呢？

虽然理性的分析会告诉我：赌博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这里的检票员看起来都很认真，我钻漏洞的机会又多大呢？但我仍在踌躇：要不要试试看运气呢？这种情况就像赌徒都知道赌博的预期收益expected gain是负的，但他们还是对此乐此不疲，小钱换大钱嘛！

不管怎样，我对自己厘清的账目感到很满意。我喜欢那种数目清清楚楚的感觉，尤其是自己分析出来的效益，令我觉得我在作理性及有根据的选择。宏达一路都在昏睡，他一张开眼睛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我的决定，并将收益表拿给他看。他显然不是很欣赏我的计算工作，只是似懂非懂的点头。然后我又问他一个赌博的问题：现在你在一个赌场，一进门就给你14块，如果你不赌，你可以带14块回家；如果你选择赌就必须参与所有赌局(n≥2)，以两场为例：如果你连胜两场，就得23块；赢一场大的输掉小的一场，18块；反之，12块；两场皆输，7块；你会赌吗？

我的选择？我选择了赌… 不过先买票…

现在知道为什么以前每个人想要做皇帝了。走进Schöbrunn 王宫的后花园，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做皇帝真爽！如此辽阔美丽的花园，如果全都是自己一个人的该有多好啊！历史上多少革命先锋打倒了昏庸的皇帝，住进了贪官的豪宅后，慢慢地（或马上）开始认同起贪官搜刮民脂的行为。平日在台下高呼廉洁是多么的容易，一旦有一天自己当权后真正的利益花花银子摆在眼前，要抗拒谈何容易？

所幸帝王制度如今已被推翻，他们的财产变成了国家资源，王宫变成了旅游胜地，我们才有机会浏览这美丽的大花园。赚取的外汇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也算是补偿以前被搜刮人民的后代吧！



以上用语及描述并非是Hapsburg empire真正的历史，仅是为了行文方便。

增闻：英国的Hyde Park 是1635年第一座开放给公众的公园。